理直气壮话湘商

   2006年秋，“湘商”话题自长沙市雨花区“十大魅力湘商”评选活动引入大众视野，即招致广泛争议。很多人认为，湖南人只擅长打仗、搞政治，不擅长经商，历史上只有“湘军”之说，没有“湘商”之说，历史上“十大商帮”中就没有湘帮；而现在湖南人在商业上也没有成气候，因而提“湘商”不妥。作家王跃文就撰文说：“尚需时日话湘商”。这种认识由来已久。如在2005年9月举行的“发展中的湖湘文化与城市经济论坛”上，著名主持人杨澜也曾谈到“山西有晋商，福建有闽商，而湖南却没有湘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出于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传言者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如果任其流传，不仅不利于湘商事业的发展，对提升湖南人的经济自信力也极为有害，必须予以澄清。
　　
　　“十大商帮”：一个历史伪命题
　　
　　所谓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说，当今流传甚广，它们指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晋商、徽商、龙游商帮、洞庭商帮（今苏州市西南太湖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商帮）、江西商帮。不错，如果用所谓的“十大商帮”作为是否有“某商”之蓝本，湘商的确没有纳入其中，湖南人提湘商，是有点不对路。但殊不知，这所谓的历史上“十大商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以此来证明湖南人会不会经商，实属笑话。我不知道这个“十大商帮”的说法是出于哪位学人之手，但查遍清以前所有文献，均不见有此一说。

　　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十大商帮”的排位，而且，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先生研究，在清末以前，并没有“商帮”之称。当然，也没有“晋商”、“徽商”的名词。“十大商帮”，从何谈起？

　　在唐代，中国商业运输一概称“纲”。如唐广德二年(764年)，负责漕运的河南尹刘晏从扬州运米到河阴，“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①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纲运。

　　宋代，内河运输有粮纲、茶纲、盐纲等各种纲。北宋末年朝廷搜罗民间花石有“花石纲”。如《水浒传》就写到了“生辰纲”、“花石纲”。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也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如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五月，朝廷“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②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海外贸易中的纲。

　　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客纲”。“客纲”是将客商与纲结合在一起的称谓，是地域商人在经商活动中的商业组织形式。到明万历后期，各地盐运业采用“纲运法”，才从形式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这种在纲运法下承运纲盐的纲商，在清代前期的福建盐区，曾被称为“商帮”。纂辑于道光十年(1830年)、记载清代前期福建盐法的道光《福建盐法志》，卷十三《配运》称“商帮”的有39个帮。这些“商帮”都以地域来命名，由专门的“商帮”来承运固定地域的盐斤。虽然从组织形式和构成来源看，结纲营运的盐商，已有了商帮的“帮”的特征。但这里的商帮，是以行盐的方向或地域来称帮的，与后来称某地的商人群体为“帮”还不完全相同，更无日后指称外地商帮的“客帮”的意义，不是今天所说意义上的商帮。

　　“商帮”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盐运中出现后，并没有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普遍称号。直到清后期，中文文献记载我们今天所说意义上的商帮称“商帮”或某某商帮的至今未见，而通常只称“帮”或“客帮”或某某帮。

　　直到清末，中文文献中才有“商帮”字样。宣统二年(1910年)，天津的福建、广州、潮州三帮商人在呈文中一再自称“商帮”，如谓“商帮等从不见买客一面”、“一若以商帮为远客”、“商帮素推其殷实”等等。③这是目前所知地域商人自称为商帮的最早记载。

　　首先直接将地域商人集团称为“商帮”的似乎是日本人。1907年，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一书中介绍汉口的“商业机关”时，不仅列举了汉口按行业而分的著名的盐行、茶行、药材行、广东福州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及皮行八大行，还有“汉口在住各商帮取引高比较表”，明确提到“商帮”。并且，还对“帮”作了解释，称所谓“帮”是同乡的商人相结合而成的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说意义上的“商帮”。

　　总之，到清末民初，才直接有“商帮”的说法；“商帮”一词，才开始普遍出现在文献记载中。而直呼为“某商（如‘晋商’‘徽商’等）”的，实属未见。
　　
　　“湘帮”：明清商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果以有没有“帮”来衡量一个地方的人是否擅长经商，那么，我们将发现，湖南人不仅擅长经商，而且湘帮在明清商界中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早在明代，就有湖南商人顺湘、资、沅、澧四水过洞庭湖去闯武汉，在那里开辟自己的商埠。清咸丰年间，为加强湘籍人在汉口的凝聚力，宝庆府在汉商人，在汉口建起“宝庆五属同乡会”会馆，并在会馆附近汉水出江处的集稼嘴，建起自己的专用码头——宝庆码头。 

　　后来，湘人来汉经商者日渐增多，见汉口已十分拥挤，遂朝汉水南岸的汉阳发展。逐渐，在汉阳鹦鹉洲上，居民逾万，2／3是湖南人，形成了包括宝庆府在内的长沙、衡州、常德、辰州五府十八帮庞大的商业民居群落。

　　五府十八帮形成年代不一，所占滩基也有大小优劣之分，均由各帮商人输资，建有所属会馆。自鹦鹉洲尾桂阳宫起，到抵近老关的上宝会馆止，共有28座，如洪埠会馆、歧埠会馆、宝庆会馆、四溪公所、清埠宾馆、同利会馆、二都宾馆、马埠公所、长衡会馆、永顺公所、西湖五属靖帮公所、辰州会馆、益阳宾馆、上益宾馆、桃埠公所、二里会馆、敷溪会馆、常德会馆、陵源别墅等。到清同治年间，鹦鹉洲滩地已全部为湖南商人所独占，鹦鹉洲被武汉人称为“小湖南”。

　　湖南帮在大武汉的商业阵营十分庞大，其势力超过了徽帮。因当时宝庆码头是汉口最大、最好的码头，故常引起其他省商帮的觊觎争夺。就连一向以儒雅著称的徽商，也暗自习武，参与宝庆码头争端，由此引发了两帮长达百年之久的码头争夺战。据载，嘉庆初年，汉口宝庆码头开辟后不久，即为徽帮所据。由于宝庆帮船只路远，往返时间长，当时又没留专人看守，徽帮便乘宝庆帮返船之机占了码头，不让宝庆帮船只靠岸。咸丰六年（1856年），宝庆帮在湘军将领刘长佑、曾国荃等人的支持下，纠合船民，大败徽帮，并乘机扩大地盘。此后械斗一直不断，到1949年解放后方告停。

　　前几年，作家方松华著《风云大武汉》，即以“宝庆帮”、“益阳帮”、“安化帮”为主线来写的。因这三帮不论是人数还是生意规模，都是武汉三镇码头最大的帮会；由于其他帮会规模名气小，无法承载大武汉百年码头江湖文化，故只好以“宝、安、益”三帮为代表来展开大武汉的码头风云。今天的汉口，仍多见“宝庆”等商业语汇。

　　湖南帮在其他商埠也有势力，如在大上海，在苏州、杭州、扬州一带均很活跃。光绪初年湘籍盐商在扬州所建的湖南会馆至今犹存，其磨砖砖楼现为扬州最华丽的门楼。

　　湖南帮的触角甚至伸到了大西北。魏丽英先生《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一文称：明清时期，在西北地区活跃着许多内地商贾，他们以乡土地域关系为中心而结成各种商帮，如晋帮、津帮、湘帮、陕帮、蜀帮、豫帮、鄂帮等(《兰州学刊》2期)。光绪元年，左宗棠经准奏为督办征西军务大臣，他决心“恢复新疆，以卫京师，通商务”。次年左宗棠令刘锦棠统帅湘军马、步二十四营，出星星峡，沿天山北路向乌鲁木齐进发。天津商人瞅准商机追随军营大获其利，湖南商人不甘落后，亦纷纷赶来大营，他们依靠军政界的关系根基逐渐雄厚，特别是湘茶之利，由湘帮一手操纵。

　　大西南更是以湘帮为龙头。湖南沅江之滨的洪江市，号称“万商渊薮，乃七省通衢”，明清时为大西南的商业物流中心。其时洪江的各地商帮极为活跃，“客籍流寓者，咸立会馆”，有江西会馆、徽州会馆、贵州会馆、福建会馆、黄州会馆、衡州会馆、宝庆会馆、辰沅会馆、湘乡会馆、七属会馆等十馆。其中七属会馆等五个会馆为湖南商人的会馆。洪江至今仍遗留有成百上千的商铺和作坊，是“中国保留下来的唯一古商城”，被文物专家称为“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一个标本”、“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在中国十分罕见，在世界商业史和建筑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罗哲文语）。

　　湖南商人对桂、云、贵、川西南诸省影响甚大。如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湖南宝庆、邵阳等地行商肩挑自用杂货担，入广西龙胜串村走寨，“民称杂货佬”。后广东客商沿珠江逆流而上县境，以丝绒、机纱毛巾、毛笔、圆镜、安南桂油等货游乡，人称“湘粤两担”。及粤东会馆和湖南会馆建立后，部分行商在当地择居而成坐商。

　　《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载侯宣杰先生《商人会馆与近代桂东北城镇的发展变迁》一文称：清代以后，桂林城内建立了10多个省籍的会馆，实力较雄厚者有湖南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江南会馆等省籍的会馆。桂林著名的土布业大户张永发即湘籍商人，实力雄厚居桂林之首，拥有桂林布匹、染坊的垄断地位。湖南帮在桂林还经营汇兑和发行凭票，资本最大者为福泰林商号。

　　湖南帮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清末民初“商帮”一词出现于文献后，其所载商帮的重要文献均会提到湖南帮：

　　上文提到的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所载“汉口在住各商帮取引高比较表”中，列举了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河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江南及宁波帮、山东及北清商、潮帮广帮及香港帮、汉帮、湖北帮等，湖南帮排名第五位。

　　1907年出版的由东亚同文会编辑的《支那经济全书》，在介绍“在汉口的商帮”时，也提到“湖南帮”，还提到汉口茶业六帮公所，为广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六省所成立。

　　民国四年(1915年)的《汉口小志》在介绍汉口的商业机关时说，“在汉口，著名者为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广帮、宁波帮等。是等商帮为唯一之商业机关，各有会馆公所。”

　　清末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经调查，介绍汉口的外地商人时，有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含甘肃)、山西帮、河南帮、汉帮及湖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徽州太平帮、江南及宁波帮、山东及北清地方商人、潮帮广帮及香港帮，共12帮，湖南帮在其中，湖南帮中更分成长郡帮(长沙)、湘郡帮(湘潭)等。

　　在介绍上海的外地商人时，有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杭州及其附近并钱塘江附近的商人)、金华帮、安徽帮(徽州府及宁国府的商人)、江西帮、湖北帮、湖南帮、四川帮、南京帮、扬州帮、江北帮、镇江帮、苏州帮、无锡常州帮、通州帮、山东帮、天津帮、山西帮、潮州帮、建汀帮、广东帮，共22帮，湖南帮也名列其中。

　　日本东亚同文会在调查后，于大正初年编纂了中国的省别全志，反映的是清末各地商帮活动的情形。湖北省卷列举的在汉口的地域“商帮”，有四川帮、陕南帮、河南帮、云贵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江西宁波帮、山东北清帮、潮帮、广帮、香港帮等，钱庄有镇江帮、湖南帮、江南帮、汇川西帮、江西帮、祥土帮、南昌帮等。

　　《支那省别全志》陕西省卷称，在桂林，桂林、广东、湖南和江西四帮占最多数。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收录了不少重庆的地域帮、行帮内容。第402页载，嘉庆八年的小河船户，有归州帮、宜昌帮、湘乡帮、宝庆帮、忠州帮和小河帮；第403页载，各帮船户议定承办差事，有大河帮、湘乡帮、宝庆帮、宜昌帮、归州帮、忠州帮、小河帮；嘉庆九年议定大河帮差务，有嘉定帮、叙府帮、金堂帮、泸富帮、合江帮、江津帮、綦江帮、长宁帮、犍富盐帮、长涪帮、忠丰帮、丰帮、宜昌帮、辰帮、宝庆帮、湘乡帮等。其中的湘乡帮、宝庆帮、辰帮为湖南帮。

　　以上史实，铁证如山，谁还能说我国历史上没有湘商、湖南人历来不会经商呢？湖南人在明清商业史上的成就，应当是被其在近代史上更辉煌的军事、政治成就的光芒所掩盖，所以造成了今人的“湖南人不会经商”的错误认识。
　　
　　继往开来：看当代湘商崛起
　　
　　改革开放后，湖南人再次显露出了经商才干。当代湘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崛起。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具有敏锐商业头脑的湖南人率先闻到了商机，蜂拥而至。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寻找创业机会的湖南人。今湖南人在深圳的数量将近100万，居外省人之首，仅次于在深圳的广东本省人。他们活跃在深圳的各行各业。可以说，如同明清时以湖南帮为主，打造了汉口这座国际化商业大都市一样，深圳这座国际化现代商业大都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湖南人打造的。据了解，深圳有400多家较大型的企业由湖南人创业或掌控。2002年开始评选的“深圳市市长奖”，第一、二届均由湖南商人获得。

　　到广东深圳沿海一带创业表现得最积极的当数明清宝庆帮的后裔今邵阳人，特别是邵东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风闻英国壳牌公司将在惠州大亚湾建厂，发现商机无限，于是呼朋唤友，成群结队，以亿元为单位，携带巨资到大亚湾发展，硬是在大亚湾畔垒起了一座崭新的惠阳城，人称“新邵东”。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当代湘商在本省和全国各地都得到快速发展。今天，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湘商有数百万。他们正在合力抱团，寻求整体突破。据湖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毛七星在今年元月召开的湖南异地商会首届会长年会上说：自2003年重庆湖南商会、陕西湖南商会正式挂牌成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湖南异地商会已经正式挂牌成立了32家（其中省内10家，省外22家），正在筹备或即将启动的13家。湖南异地商会登记在册的企业法人会员已达2万多人，紧密联系着10万多家关联企业。这些商会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如湖南浙江商会建会初期只有会员企业116家，现在已经发展到了460多家；北京湖南企业协会发起时只有52家会员企业，现在已经超过200家；四川湖南商会成立之初只有100家的规模，现在发展到了400多家会员单位；广东湖南商会已经聚集了1200家会员企业。

　　异地湘商正在积极参与区域经贸合作与交流，成为湖南“富民强省”的生力军。近年来，湖南异地商会作为桥梁和中介为家乡招商引资、推进区域合作共引进项目465个，合同引资888.2亿元。他们发动社会力量募集的爱心捐款已超过1300万元，用于家乡的救灾、助学、扶贫，这些善举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肯定。

　　省内也诞生了以“十大魅力湘商”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全国乃至海外有影响的湘商翘楚。这些人中既有在零售业中如鱼得水的巨贾，也有在高科技行业一路领先的豪商，还有为弘扬湖湘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文化商人。而带领长丰集团进入我国汽车行业顶端的李建新则在长沙市雨花商文化节上当选为荣誉湘商，长沙市高桥大市场的罗映红以网络投票最高票当选为最佳人气湘商，曾多次引起媒体关注的曾小山当选为媒体关注湘商，湖南宏梦卡通公司的掌门人王宏还被评为最佳典范湘商。在雨花商文化节的商道心灵对话中，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湘商”的提出预示着湖南今后的发展方向。

　　湘商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2007年，《长沙晚报》首次发布“湖南富豪500强”，入选门槛为5000万元。名誉首富袁隆平超过1000亿元的身价。梁稳根以个人财富188亿元位居第一名。统计还显示，梁稳根的财富两年内增加了150亿元。其中，40亿元来自于股改，把非上市资产转成上市资产；30亿来自于产业创富；80亿元来自股价的上升。三一集团内部材料披露：2006年三一集团在股票二级市场多有斩获，股票投资收益为10亿元左右。引人关注的是，三一重工管理层中股改后财富剧增的还包括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和向文波等四位元老级人物，他们的财富也均在20亿元左右。而山河智能的何清华，由于股价的疯涨，其身价一年内飙升至36亿。

　　榜单收录了22位省外湘商富豪，而且排名靠前。前10名富豪中有省外湘商4人：周建和（第2名）、欧亚平（第5名）、傅军（第7名）、张锴雍（第9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U盘之父”邓国顺（常德人）、“80后”小青年高燃（益阳人）。

　　邓国顺研制出世界第一款闪存盘，取名优盘，1999从新加坡回国创业，成立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朗科科技已经连续四年实现国内移动存储市场占有率第一，其优盘牌闪存盘的知名度更是家喻户晓。

　　高燃，MySee总裁，1981年生，清华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2004年创业，2005年2月创立MySee.com。12个月后融进了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他的P2P商业模式，被认为将来市盈率可能超过GOOGLE，公司的P2P流媒体技术在国内乃至国际都居于领先地位。

　　在上榜的500位富豪中，共有21位女性，占上榜总人数的4.2%。前三位女富豪是：谊信创汇农业的易琼芝，财富4.1亿元；忘不了服饰的罗美元，财富3.6亿元；岳麓山建筑工程的吴建平，财富3.5亿元。

　　这份榜单是由湖南富豪网组织13名专家经过1年多时间调研、核实后编制出来的。据牵头人周功礼介绍，期间，他们走访、调研了湖南超过2000家企业，数据来源有上市公司公开信息、行业公报、工商局、工商联、媒体以及富豪身边的人，虽然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所公布的数据基本接近事实。

　　由于政策优惠、地理区位效应等原因，湘商的财富拥有量虽然与浙商、粤商等沿海商帮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湘商正在崛起，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长丰集团董事长李建新连续上书提案，要求为湘商正名。在首届湖南异地商会会长年会上，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和省长周强正式提出了“湘商”概念。随着大批成功湘商在本土和全国相继涌现，湖南正在努力开启重商时代。 

　　2007年9月26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湘商大会在长沙胜利召开。在会上，重庆湖南商会首任会长、全国湘商联谊网召集人伍继延先生等首倡《湘商宣言》，一千多名湘商代表在百米宣言长卷上签下了自己神圣的名字。

　　这是当代湘商群体首次集体亮相。虽然有关湘商争议的话题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但不管你承不承认，湘商已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注释：
　　①《旧唐书》卷五三《食货三》。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③《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旅居福建广州潮州三公帮概述津埠洋货局取代跑合人沽发货物情形文》。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2—1113页。